近年來，隨著礦業的迅猛發展，尤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提出，打造礦業強國成為了我國社會各界的共識。

 

　　而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會秘書長、原地質礦產部部長、中國礦業聯合會高級資政委員會主任朱訓的《關于中國由礦業大國邁向礦業強國的思考》一文，在把建設礦業強國提到戰略高度同時，也引起了業內專家對礦業強國的聚焦和熱議。

 

　　“中國現在已經是礦業大國，但還不是礦業強國。建設礦業強國與‘中國夢’密切相關，需要依靠市場和政府‘兩只手’來合力推動。”7月16日，在中國礦業聯合會組織召開的高級資政委員會會議上，與會代表圍繞著“從礦業大國到礦業強國”的主題進行了探討和交流，并呼吁國家相關部門把建設礦業強國擺上議事日程，盡快推進礦業大國向礦業強國的轉變。

 

　　“大”而不“強”的尷尬

 

　　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農業生產大國、第一礦業大國……然而，令人尷尬的是，我國諸多規模和總量的“世界第一”和名列前茅，并沒有改變相關產業競爭能力不強的事實。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走產業強國之路，是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能源和資源安全的核心所在，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事實上，在如何實現我國由“大國”到“強國”轉變的研究方面，中國工程院已有所行動。2013年初，該院啟動了“制造強國戰略研究”，獲得了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階段性成果，為實現其他產業的“強國夢”提供了理論支撐和示范。

 

　　“打造礦業強國，是中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重要支撐，也是中國在經濟轉型新時期確保國家能源和礦產資源安全以及礦業安全的重要基礎。”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表示。

 

　　而“礦業強國”之所以在近幾年來備受全社會關注，與我國這些年來“礦業大國”的特殊地位息息相關。王安建介紹說，中國已成為全球資源第一消費大國，并將持續一段時間。2000年以來，全球礦產資源消費量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帶動礦產資源需求迅猛增加，成為新一輪全球礦產資源消費不斷攀升的重要推動力。2013年，中國消費了7.2億噸粗鋼、983萬噸銅、2205萬噸鋁、38.5億噸煤炭和25.3億噸水泥，消費量超過全球總量的40%;即便是稀土、硒、鉭、鎢精礦、錫、銻、碲、硫、鎳、鉛、鋅、鋯、海綿鈦、鈷、石墨、鉬和磷等礦產，中國的消費占比也超過全球的30%，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礦產資源消費第一大國。研究表明，除粗鋼外，這種消費態勢將持續10年左右。龐大的礦產資源需求在為中國資源安全帶來嚴峻挑戰的同時，也為中國礦業從大國走向強國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同時，中國還是全球礦產資源第一生產大國，國際競爭能力亟待提升。中國資源的大量消費帶動了礦產資源開采加工的發展。2012年，中國生產稀土10萬噸、銻15.4萬噸，以一國之力供應全球稀土和銻產量的90%左右;生產鎢6.4萬噸、鎂64萬噸、鉍0.7萬噸，占全球產量的比例均高達85%;生產石墨80萬噸、螢石440萬噸、鍺80噸、鉛286萬噸、釩3.9萬噸、鍶19萬噸、碲250噸，分別占2012年全球產量的68%、62%、58%、54%、53%、50%、50%;2012年，中國煤炭產量36.5億噸、錫11萬噸、重晶石420萬噸，這三類礦種產量占全球比例均為46%;磷礦、鉬、鋅、鎘、膨脹土等礦產資源的產量占全球產量的比例在34%~43%之間，也是全球第一生產大國。

 

　　對此，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會秘書長、原地質礦產部部長、中國礦業聯合會高級資政委員會主任朱訓持同樣觀點。他在《關于中國由礦業大國邁向礦業強國的思考》一文中指出，2012年，我國采礦業總產值7.99萬億元，占GDP的14%;礦產品對外貿易總額9919.10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額的23.8%;全年地質勘查投入1200億元，新增探明了一大批新的地質儲量。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源消費國、生產國和貿易國。2011年底，中國企業在80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累計對外投資2580億美元，居各行業之首，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礦業中心和礦業大國。

 

　　“盡管中國的許多礦種生產總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中國礦山企業規模小、數量多、布局分散、產業集中度低等問題依然十分突出。”王安建憂心忡忡地說：“中國礦業要屹立于世界礦業之林，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其國際競爭力亟待提升。”

 

　　與第一生產大國、第一消費大國、第一貿易大國這些世界級“名頭”并不相稱的是，我國多數礦產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在國際礦產品市場上缺乏話語權。

 

　　中國礦產資源雖然種類齊全，煤、鐵、鎢、鉬、錫、銻、稀土等重要礦產儲量位居全球前列，但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儲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國資源稟賦與礦產資源消費也非常不匹配，多數礦產只能依靠進口來滿足國內需求，導致中國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12年，中國對外依存度超過50%的礦產資源有石油、鈾、鐵礦石、銅、鋁、鎳、錳礦、鉻鐵礦、鉀鹽、鈦、鈷、錸、鉑族、鈮、鉭、鋯、硒等礦種。目前，除煤炭和天然氣以外，我國大宗礦產對外依存度均超過50%;此外，石油、鈾、銅、鎳、鉻鐵礦、鈷、錸、鉑族等礦產進口依存度在未來10年有可能會持續擴大。我國礦產資源安全仍面臨較大挑戰，解決中國能源與礦產資源安全問題，需要一個強大的礦業作支撐。

 

　　而中國在國際礦產品市場缺乏話語權，“高買賤賣”所造成的巨額經濟損失更是令人扼腕嘆息。全球資源需求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本輪主要礦產品價格的飆升。作為礦產品主要進口國，中國付出的資源代價十分巨大。據粗略統計，2003年~2012年間，由于礦產品漲價，中國進口鐵、銅、鋁和石油資源，剔除正常的價格上漲因素，累計損失超過1萬億美元。礦產品價格的攀升增加了中國工業化的資源成本，并向后續產業傳導，對國民經濟所造成的影響逐級放大，推動中國CPI上升。

 

　　另一方面，中國是稀土、銦、鍺、石墨、螢石、重晶石等優勢礦產的出口大國。礦產品的大量出口，首先造成資源的亂采濫挖、采富棄貧、粗放經營、管理水平低等現象的滋生，從而產生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環境問題，致使優勢礦產的供需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如我國的鉛、鋅、錫等也開始依賴進口;其次，由于國內技術落后，出口礦產品大多為原料銷售，市場秩序混亂，價格主導權一直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中國優質資源以低廉的價格供應全球市場。以稀土和石墨為例，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成為全球稀土供應國，中國供應時期(1990年~2005年)的稀土價格遠低于美國供應時期(1980年~1989年)的稀土價格，按不變價計算，中國供應時期的稀土平均價格為46美元/千克，僅為美國供應時期的16.8%;我國石墨出口價格長期保持在每噸3000元~4000元人民幣之間，但經國外加工提純再進口至中國，價格便成了每噸10萬~20萬人民幣。

 

　　我國礦業規模大，但全員勞動生產率低的狀況同樣不容忽視。2012年，中國規模以上礦山企業1.7萬個，就業人員776萬人。礦業的發展帶動了下游冶煉加工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的蓬勃發展，2012年中國規模以上冶煉加工企業和裝備制造企業分別為9.4萬個和11.1萬個，工業總產值分別為25.12萬億元和30.53萬億元，帶動直接就業人員5457萬人。但是，中國礦業人均全員勞動生產率遠低于美國、澳大利亞等傳統礦業國家。

 

　　“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以大量消耗高成本的礦產資源為代價，巨額的資源紅利被西方發達國家吸食，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王安建說：“未來20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時期，我國礦產資源形勢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著力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與礦產資源安全問題，抓住機遇分享下一輪工業化國家的資源紅利，努力提升中國礦業競爭能力，從礦業大國走向礦業強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由“大”變“強”機遇顯

 

　　“我國礦產資源品質齊全、總量豐富，為我國礦業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通過多年的發展，中國礦業的采、選、冶及下游相關產業，已在全球奠定了重要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提出，為中國由礦業大國向礦業強國轉變提供了強大支持。”王安建表示。

 

　　而全球資源供需格局變革也對我國礦業強國的實現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新的歷史時期，全球資源供需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調整，地緣政治格局勢必迎來新一輪的深度調整。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最活躍的礦業發展國，當仁不讓地成為此次變革的中堅力量，并將充分利用資源、產業、金融等優勢，來奠定和鞏固其世界礦業強國的地位。

 

　　不容忽視的是，能源、資源、環境制約因素的愈益突出，也在客觀上要求中國必須盡快走礦業強國之路。雖然我國石油、天然氣、鐵、銅等在國民經濟中有著重大意義的礦產資源的進口依存度越來越大，但對全球資源市場的控制力卻很弱，這直接關系著未來的資源供應安全。而我國礦業快速發展帶來的嚴重生態環境問題，以及治理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也對未來我國的資源利用、經濟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嚴峻挑戰，需要通過建設礦業強國來加以解決。

 

　　當前，全球礦業進入低谷的嚴峻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中國建設礦業強國提供了良機。

 

　　“全球礦業形勢的持續低迷，為新一輪全球資源配置和兼并重組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中國應抓住這一機遇。”王安建說：“當前，礦業發展的全球化進程越來越明顯，中國已經邁出了資源全球化配置的步伐，要總結吸取過去‘走出去’的經驗教訓，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真正實現中國由礦業大國向礦業強國的轉變，積極面對當前的挑戰，抓住機遇，實現夢想。”

 

　　當然，要建設礦業強國，首先要明確礦業強國的內涵，弄清楚什么是礦業強國。中國地質調查局專家王保良認為，必須先明確什么是“礦業大國”及國際上有幾個可以稱之為“礦業大國”的國家，同時明確這些“礦業大國”的礦業在本國、全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全球礦業資源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還必須要對比全球描繪出“礦業強國”的樣子，這樣就可以描繪出心目中“礦業強國”的樣子，也就知道了現階段我國礦業在全球的地位和差距，從而為設計建設“礦業強國”提供可以參照的模型。

 

　　“礦業強國是一個綜合性標志，首先必須有強大的資源安全保障能力，其次必須有雄厚的實體經濟和先進的礦業生產力，再次必須要有好的投資環境。”中國礦業聯合會高級資政傅鳴軻認為。

 

　　“我國是公認的世界礦業大國，但未必是礦業強國。如何界定礦業大國與礦業強國的內涵，對判定我國礦業發展現狀意義重大。”王安建分析說，相對而言，礦業強國是相對于礦業大國而言并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應在全球礦產資源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對國際礦業發展具有持續影響力。

 

　　事實上，一直關注中國礦業、曾率先提出“四礦”問題的朱訓，早已開始研究中國的礦業強國問題了。他在《關于中國由礦業大國邁向礦業強國的思考》一文中明確指出，礦業強國首先是礦業大國，礦業大國的形成與全球和本國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礦業強國是在礦業大國的基礎上產生的對國際礦業的溢出效應，即對國際礦業發展的持續影響力。這些影響力包括該國對全球礦產資源的控制力，該國對國際礦業金融市場的影響力，該國礦業公司對國際礦業市場的壟斷能力，該國對國際礦業規則標準制定的主導能力以及解決本國及全球資源、環境、災害等重大科學問題的理論和技術能力，本國礦業法律、稅收制度、地學教育和地學知識普及等6個方面。

 

　　中國礦業聯合會高級資政康義十分認同上述觀點，他提出的礦業強國所具備的“資源保障能力和資源戰略儲備潛力、創新驅動能力、產業國際市場競爭力、礦業市場的投融資能力和礦業國際地位與影響力”與朱訓的提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占有、控制、開發和使用全球礦產資源的能力是衡量大國與強國的重要標志，對礦業金融市場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判斷礦業大國與礦業強國的最重要標準。一國礦業壟斷集團的實力是礦業大國與礦業強國的分界線。主導礦業行業國際標準和規則的制定成為礦業大國和礦業強國競爭的制高點。依靠自身力量解決自己的資源、環境、災害等重大科學問題，并在科學理論創新、技術方法創新、研究思路創新等方面對世界地球科學有所貢獻是衡量礦業強國的一個重要標準。法律稅收、地學教育和地學知識普及則是反映大國和強國軟實力的核心要素。”朱訓特別強調說。

 

　　如何實現由“大”變“強”

 

　　世界礦業強國的發展之路不盡相同，既受全球礦業發展形勢和不同時期全球礦業發展中心的影響，又受各國不同優勢和特色的制約。所以，實現礦業強國夢，必須要把本國置身于全球礦業的大格局中，對比研究其他礦業強國的發展歷程，充分發揮和利用好自身優勢，堅持走具有本國礦業特色的發展之路。

 

　　王安建認為，中國要實現礦業強國夢，應系統研究中國礦業做大做強的戰略和實施路徑，在調查研究我國礦業發展水平、開展與全球礦業強國發展水平的對比、界定礦業強國與礦業大國內涵的基礎上，構建礦業強國的指標和評價體系，強化我國礦業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分析，找出差距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制定出我國從礦業大國到礦業強國轉變的戰略路線圖。

 

　　“以礦業強國的評價指標結果，開展能源、黑色、‘三稀’、化工、非金屬等各礦業行業的競爭力分析，揭示我國各礦業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王安建進一步建議道：“對各礦業行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的發展建議，為制定長遠規劃目標提供科學參考。我國的礦業強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5年~2020年(短期目標);第二階段為2021年~2030年(中長期目標)。”

 

　　建設礦業強國，具體的實施路徑很關鍵。我國要在對比與礦業強國之間的差距的基礎上，分析未來礦業發展總趨勢，按照中國礦業強國戰略目標，針對我國實際情況，利用自身優勢，取長補短，從礦業技術、管理、政策、金融、環境等入手，制定出我國實現礦業強國的路線圖。同時，還要從提高國內資源產業的競爭力，增強全球資源控制能力和配置能力、國際礦業金融資本的運作能力、礦業技術創新能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等各方面進行系統設計，制定出中國礦業強國的實現路徑。

 

　　然而，建設礦業強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的產業、行業非常多，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單靠某個產業的崛起就能實現的，應在制定礦業強國路線圖的基礎上，加強各產業、各行業間的協調配合。王安建認為，礦業強國之路時間長、范圍廣，需要國家層面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才能得以實現。國家相關部門應高度重視相對應的政策制定工作，加強政府統籌與協調機制，并保證政策的實效性、針對性和長期性，以確保能盡快、更好地實現中國礦業強國的目標。

 

　　“礦業強國必須建立在礦業大公司之上，沒有礦業公司的強，就沒有礦業的強。”中國礦業聯合會高級資政劉益康說，礦業強國的基礎是資源，本國的資源及產量必須在世界上有地位，同時還要考慮資源量、資本投入和成本三大指標，看我國能否在礦業行業形成“巨無霸”。

 

　　王保良則認為，我國資源稟賦條件不可改變，因此在設計“礦業強國”模型時，需要結合國情、資源情、礦情。礦類礦組國際競爭力分析研究的重點是要理出這些礦類礦組在“礦業大國”中的地位，在打造“礦業強國”中的意義。因此，“不同類型的礦業強國有著各自不同的優勢和特色，分析如何能利用自身優勢，發展本國礦業特色”應是重點和難點。

 

　　“礦業小國不一定不是礦業強國，礦業大國不一定就是礦業強國。我們要加強礦業強國的標準體系建設，抓住建設礦業強國的牛鼻子。礦業金融包括風險勘查市場建設，是礦業強國的主要條件，然而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中連礦業金融這個專業都沒有，怎么來實現礦業強國夢?”中國礦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王家華表示。

 

　　朱訓在談到中國怎樣才能實現礦業強國夢時認為，在礦業強國中，美國、英國更強調的是全球視野、全球霸權和全球控制，如對資源、金融、規則、技術等的控制，但最為核心的是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全球戰略，從這一點看，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要成為礦業強國，需要有一個國家戰略，要有國家全球礦業戰略的頂層設計，要開展中國特色的礦業強國理論創新和研究，以此為綱領逐步推進，分步實施完善法律法規制度，用1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世界礦業強國。

 

　　“金融市場是英國始終站在世界礦業強國的根本原因!”朱訓說，我國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已經初具規模，但由于各種原因仍然對全球影響有限，應利用我國證券市場的功能和市場基礎，培育股份制跨國礦業公司;應利用我國礦業大國的地位，推動我國保護性礦種、大宗礦種成為期貨交易品種;應盡早在“新三板”的基礎上建立我國礦產勘查資本市場。

 

　　朱訓指出，從國家戰略的高度認識國際標準規則已經刻不容緩!目前，我國參與制定的國際標準僅占全球的0.23%，在礦業領域更是少之又少。據我國商務部調查，我國72%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限制，相當于出口額的5.2%。因此，應在部和行業協會的組織下，組成專門的專家團隊認真、積極地融入全球規則標準的國際競爭中。

 

　　朱訓特別強調，與美國、英國相比，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等國更加關注礦產資源的勘查和技術。中國已成為地學大國，學科門類齊全，高等教育體系完備，有一支相當規模的科研隊伍，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可以解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有關地球科學問題;但學科發展很不平衡，只有少數學科領域處于國際先進和領先水平，學術創新不夠，尤其在礦業相關技術和裝備領域與國外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應在礦業強國戰略中明確地學強國和技術強國戰略，改革我國地學教育，大力加強地學科學普及，為我國建設礦業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提供強大的后續人才儲備。

 

　　“礦業強國夢與‘中國夢’息息相關，我國當前是礦業大國，但不是礦業強國。要實現礦業強國，必須要依靠市場和政府。在市場上要有大的礦業公司，依靠這些大公司來占領市場，擴大控制力和影響力;政府層面要給予大力支持，以全球的視野來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規劃。”中國礦業聯合會高級資政委員會副主任蔣承菘表示。